剧评：We Were So Hopeful Then

当时的他们憧憬什么？——观“We Were So Hopeful Then”
文：张英豪


喜欢这个富有诗意、引人遐想的剧名——We Were So Hopeful Then（我把它意译成《当时的我们如此乐观》，以下简称《当时》)。读剧情简介前，单看剧名，联想必要剧场（The Necessary Stage）一贯的关怀，还以为是一部批判政治的剧作。这个剧名倒也贴切。

虽然不批判政治，但是《当时》既具批判性又具普世性——这部剧尝试探讨平时不被瞩目的剧场幕后工作人员所面临的职场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官方为了政治正确颁发公共奖项给予他们可能造成的困扰；而这些问题是各行各业的（底层）工作者都可能面临的。


当时与未来的他们

《当时》由必要剧场的支线The Orange Production所呈献。The Orange Production是必要剧场于2017年创团30周年时创建的探索性平台，旨在与新晋的剧场工作者合作，呈献具有探索性的戏剧作品。

《当时》由年轻剧场工作者陈宇泱编剧、必要剧场艺术总监陈崇敬导演，以虚构的首届新加坡剧场Icon（指标性人物）奖项举行的2025年为主线，叙述了剧场的四个幕后工作人员——清洁工（Sindhura Kalidas饰）、索具员（rigger）(骆丽诗饰)、转译员（transcriber）（程圣宇饰）、运输司机（Zaaki Nasir饰）在职场上所面临的问题，并交错穿插了四人初遇的2015年、重逢的2020年、颁奖礼后的2030年的故事线。

首届新加坡剧场Icon是由官方颁发的奖项，对象不是镁光灯下的创作团队，而是幕后的工作人员。奖项表面上旨在肯定幕后工作人员的付出与努力，但是围绕着奖项的一系列宣传活动却显得荒诞，比如：入围者滑稽的宣传短片；官方依据获奖者清洁工日常喜好打造的香薰与茶包，推销给大众等等。虽然荒诞，但是这些情节却是编剧受到在外国戏剧节亲眼目睹的事迹所启发。官方为了宣传政绩，罔顾入围者的感受与尊严。清洁工最终不堪成为焦点，在颁奖舞台上拒绝受封Icon。

清洁工拒绝领奖后，《当时》有一个有趣的设想：让观众投票决定奖项应该归于剩下三个人物中的哪个。然而这项投票并不影响剧情走向，《当时》也没有揭露奖项最终花落谁家。那么，观众投票的意义在哪里呢？制造一种满心期待到期待落空的失落感？观众作为剧场生态的一环，在这部有关剧场行业的剧作其实可以有更深刻的发挥。

《当时》缺席的人物也耐人寻味：全剧闹失踪的舞台经理（为了营造“笑”果？）、因出席国庆典礼彩排而缺席的颁奖嘉宾——剧团艺术总监、举办新加坡剧场Icon的官方。于是，呈现在舞台上拍摄宣传短片、采访获奖者、推销香薰茶包的工作人员同样来自底层——仿佛压迫底层工作人员的同样是底层工作人员。还是权威的缺席，再现官方的不重视？压迫者的缺席，再现体制的压迫？可惜《当时》没有提供更多的线索，让这样的缺席更加深刻。


当时的他们憧憬什么？

《当时》的戏剧张力，应该在于四个人物2015年刚入行/年轻时对未来的憧憬，以及2030年对已到的未来的失望。两者之间的落差越大，戏剧张力也将越强烈。可惜的是，《当时》对四个人物的憧憬与失落的刻画并不深刻。清洁工似乎只想安安稳稳地当清洁工，甚至有机会升任主管却拒绝了。（这样的话，她对未来是满意或失望？还是表达了一种无为而为？）索具员是新加坡第一个女性索具员，她希望自己作为索具员的专业能力，而不是身为女性，被人肯定。她最后离职，开设了雪糕店。（她是因为职场的性别歧视问题而离职的吗？《当时》并没有明确交代，也就无从有力地抨击职场性别歧视的问题。）运输司机在2025年面临工资十年没有变化，又即将承担新的拥车证费用的问题；而2030年，他已经进入半退休状态，把运输工作交给两个侄儿打理。（这样的未来是他所憧憬的吗？）至于转译员，逐年融入剧场这个行业，却为了完成工作而似乎渐渐失去了人情味。（他入行时憧憬的又是什么？）

当时的他们究竟憧憬什么？他们所处的未来是他们所憧憬的吗？

观众不清楚，难免觉得人物的对白偶尔生硬而莫名，一如运输司机对索具员的情愫。


关于演出：2019年7月31日，8点PM，必要剧场黑箱剧场，The Orange Production呈现

（照片由必要剧场提供，Gabriel Chia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