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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ing posts from February, 2020

剧评:The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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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重前行,简单吗? ——观《儿子》 文:刘思娴 彭魔剧团呈献的《儿子》以写实手法,刻画了患有抑郁症儿子与家人的相处。儿子因无法接受父母离异而抑郁,父母虽悲痛却无措。最后,儿子谎称已康复,从精神病院回到家中,举枪自杀。 《儿子》巧妙的舞台空间配置最让人印象深刻,精雕细琢的写实舞台,通过不同背板的调动,将空间层层隔开。由近及远分别为母亲的家、父亲的家、精神病院会诊室和病房。随着空间的深入,观众直视病房内儿子的孤单与挣扎。由此独特的空间设计,隐喻了抑郁症患者深埋于心的痛苦。 全剧开展的轴线简单清楚,空间的转换自然,也没有刻意营造气氛的音乐,有一种“简单”的美感,让观众能够更专注于剧情。尽管单线剧情可能让很多观众早已猜测到结局,演员自然的表现却抓紧观众注意力。特别是彭耀顺与其儿子扮演的父子角色十分突出,使观众对剧中儿子的绝望与父亲的悲伤,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 对抑郁症的探讨流于表面 然而,剧情上《儿子》对抑郁症的探讨流于表面,未达“深刻”。 剧中主要着墨在家人与抑郁症儿子的互动,将儿子的抑郁归咎于父母的离异。父亲表现出以理性挂帅的关心,母亲则是一味伤心自责。父亲对“未来如何”的想象与母亲对“曾经如何”的回忆,强迫儿子隐瞒自己的病况,父母两人从未耐心倾听儿子急切的求助。父亲直截了当批评儿子“无病呻吟”,父母对他抑郁的不解,隐含的是“自讨苦吃”的评价。 继母与医护人员象征着社会对抑郁症患者的偏见与标签化。继母视儿子为危险与麻烦,为数不多的关心也透着敷衍与迫不得已。医生与护士的冷酷语调,无论对于儿子是否怀有善意与关心,终究视自己为“正常且正确”的一方,也确信儿子“有问题且无知”。权威面前儿子被“噤”,而越是愤怒挣扎,就越被认定为一名精神病患,形成更深层次的失语。 到了尾声,父亲对儿子求助的不闻及责怪,在继母“这不是你的错”的安慰中被定为“无罪”,间接否定理解与陪伴对抑郁症患者的重要性。那是谁的错呢?这似乎暗示儿子所有的抑郁都能够被治疗。但在这一思维下,坚持不治疗的儿子选择“自暴自弃”,强化了对抑郁症患者“咎由自取”的污名化。 真的是儿子自愿独自负重前行吗? 抑郁症必定伴随时差,对患者来说,求助或获助几乎只可能在伤害发生后才出现。因此“抑郁症”该如何被诠释、被呈现,似乎是我们应该更加仔细思考谨慎处理的课题。 发表于《联合早报》

剧评:小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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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空交错的成长心得 ——观《小儿子》 文:杨洤斌 打在屏幕上的开场白写道:“本剧部分内容与人名纯属虚构,如有雷同那就对了,因为本剧本改编自骆以军的《小儿子》”。我却认为,《小儿子》剧情对某些观众来说,出现雷同不是因为读过同名原著散文集,而是台上再现的正是曾经发生,甚至是仍然进行着的现实人生。 台湾剧团“故事工厂”再次于滨海艺术中心华艺节和本地观众见面。这次的暖心家庭剧《小儿子》,讲述一名失智症老作家与自己的小儿子,在面对自身病情恶化的考验中,如何被迫直视彼此之间多年的心结,修补一段破裂的父子关系。看似严肃的情节,在导演兼编剧黄致凯注入了不少笑梗后,让观众能在一个不过于投入,却又不抽离的舒服位置洞悉重要议题,这是值得一提的。 “时间”是《小儿子》里的一大母题。对健康正常的你我而言,时间自然以流线形式进行着。不过失智症人士因为疾病的关系,时间变成不受控的块状,不定时地跳跃着,让病患长期与现实脱节,久困回忆里。病患身边的家人为了看护他们,时间也因此大幅度被打乱。观众入场除了是在看戏,两个多小时的经历也是一场时光之旅。 剧情的演变本就要是让观众亲身感受时间的干扰,好在有饰演失智作家“罗以俊”的李天柱的演技牵引着,看戏的我们不会轻易在交叉错杂的时空里走失。不管剧情将老作家置入任何时间点,这位台湾金钟奖视帝总能轻易快速地唤出最到位的情绪,全程紧握着观众的注意力去感受捉摸不定的时间感,以及故事的高低起伏。说他在台上的表现最亮眼并不为过,李天柱确实将失智老人一角演得丝丝入扣。 探讨两代人的依存关系 《小儿子》除了让观众认识到看顾失智症患者的点滴,探讨的另一主题,便是一个家庭结构里,两代之间的依存关系。 观众看着失智作者在其衰败的回忆里挣扎,也同步看着他身边的小儿子与伴侣尝试照顾他时所面对的多种挑战。 新加坡作为一个老龄化社会,不少人的父母即便不患有失智症,也都得与年迈父母对调身份,成为父母看护者以及整个家庭的支柱。在这种情形下,自己对人生的期许和憧憬,该做出什么程度的调整与妥协?角色对换过程所产生的一定摩擦,该如何应对与调解?接棒后,又该怎么好好地扮演并胜任新角色?而日后自己成为长者时,会不会无意间成为令孩子皱眉的负担? 种种顾虑实际上都再现于台上的老人、小儿子与伴侣这三人之间的互动,眼熟得让人尴尬不安,却也同时提醒观众时刻对家庭反思

剧评:竹林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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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两侧的科技与艺术 ——观《竹林七贤》 文:刘思娴 人类对科技的着迷,使科技发展成为这个时代无法逆转的趋势,但这将成为人类建构更完美世界的工具,还是反噬自身呢?Toy肥料厂于2020华艺节呈献的《竹林七贤》,刻画了一个压抑的未来世界,少数精英掌握科技创立颜策组织,监控人类的思想,而坚守思想自由的艺术家们则沦为逃亡者。 舞台上的设置,分上下两层,呈现出精英居高临下,而艺术家穷途末路的鲜明对比。两层之间有一面铁栏杆,能够撩起放下。剧一开始原本放下的铁栏杆被撩起,笼罩着在下层密室中活动的艺术家们,将他们所面临的压迫形象化。当艺术家们被颜策组织关押时,铁栏杆被放下来,成了艺术家们的牢笼。 在最受监控的年代,艺术家仍不轻易被收编。他们一直希望寻获一处能够自由创作艺术的“竹林”。被捕后他们正视苟延残喘的困境,毅然决然地将囚笼当成那片竹林,尽情创作。这一吊诡的情节,突出艺术家们对精英的反抗,更是艺术对科技的反抗,自由对压迫的反抗。 戏中的“七贤”,除了从事的艺术创作形式不同,皆为追求自由的艺术家。他们构成了在霸权体制下边缘者的群像,但除了引用历史中竹林七贤的趣事作为剧中笑料外,人物形象较为单薄,难以产生共鸣。 历史中的七贤在各自作品,讽刺与批判司马朝廷,剧中七贤却仅再现其名字及饮酒作乐的表面形象。反派曹霜虽然有被艺术家父亲遗弃的悲惨身世,却因没有充分着墨而更似是附带提及,难以令人同情理解。 剧中较为有趣的人物是无双客与无肠人;无肠人只在乎吃喝拉撒,无双客坚持编写记录艺术名人的《无双谱》并持续雕刻。两人互不谅解,鄙视对方。直到无肠人为无双客挡下颜策组织暗杀他的子弹,无双客自此自称为无肠人。这凸显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并颠覆“柴米油盐酱醋茶”与“琴棋书画诗酒花”的对立,有别于贯彻全剧对于二元对立关系的老生常谈。 最后,颜策组织被瓦解。忘荣热爱雕刻艺术,但最终却是通过自己优秀的黑客技术,以及恋人在颜策组织中的里应外合,才成功策反让人类重拾自由。剧中过于强调科技与艺术壁垒分明的关系,着重于艺术“本无哀乐”,却吝于探讨科技的客观性。因此《竹》错失了深刻挖掘人性与科技及艺术之间复杂关系的机会。 将科技与艺术的关系刻画为势如水火,似乎是当下的时尚,但或许细看两者背后的人性与共生关系更具意义——毕竟未来科技发展不会停滞,艺术也只会反复重生。 发表

剧评:竹林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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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关于艺术——观《竹林七贤》 文:梁海彬 在一个时代不明、国度不明的世界里,我们却听见魏晋时代竹林七贤的熟悉名字。竹林七贤不再是反抗司马朝廷的名士,而是为了避开监控集团的落难艺术家。TOY肥料厂把古代的著名人士放到了未来的末日世界,在压抑人性的政权底下,探讨艺术哲学的议题。 台上的多媒体时而为观众刻画场景,时而变化成为剧中人物操作的科技。多媒体与剧场的结合并不简单,很多时候容易变成陪衬舞台剧的点缀品。但是《竹》利用现代科技为观众展示未来世界的巅峰科技,让观众也感受剧中人物身处的世界,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尝试。 台上巨大的舞台设置,让掌权者在其上游走,让那些避世逃难的艺术家在其下苟且偷生。当艺术家们被掌权者拘捕时,舞台设置的机关降下,变成了囚禁艺术家的牢房。难忘在谢幕时,牢房的“小门”打开,演员们鱼贯而出,反而更呈惊喜—— 在那一刻,《竹》的艺术家与现实世界的艺术家交叠,牢房不再只是一种“需要打破、对抗”的对象,而是一种契机。艺术家常常被视为反抗体制的“造反者”,《竹》也不断强调这样过于简单的二元对立,但是在谢幕时,反而让观众看到了体制和艺术共处的可能性。 也许这是《竹》的表现思想:在《竹》的世界里,只有二元对立;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艺术家和体制却是共生共存的。这样的诠释颇让人欣慰—— 但现实既然已然如此,那么在今时今日呈现《竹》的价值是什么? 《竹》颇像一则警世寓言。剧中的艺术家们是努力保留人性的造反者,而掌权者则是压抑人性的独裁者。如果把《竹》理解成人性和非人性之间的抗争,反而更好理解。剧中的一位年轻人热爱艺术,在极权统治下坚持不放弃艺术。他后来成功结束了掌权者的极权统治,却不是通过艺术手段,而是通过科技和一位“内奸”里应外合…… 于是,《竹》表面上是艺术和独裁者之间的抗争,实则在表现人性的不可压制,以艺术为隐喻,实则是讨论人性。 《竹》通过魏晋一群避世的“竹林七贤”的古老事迹,探讨人性在自由与压制之间的游走。《竹》的立场是清楚的:通过剧中年轻人的反抗,让极权制度奔溃,恢复人性自由的本来面貌。《竹》的艺术家们因为斗不过政权,只能苟延残喘地躲在一处,终日吟诗喝酒抒发自我。 但是历史上的竹林七贤,不仅仅只是终日醉酒嗑药纵歌的“艺术家”。他们有坚定的政治理想,例如嵇康当年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直接抨击了司马朝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