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读 thea.preter

摄影/  Birds Migrant Theatre   异乡·异族·异体——观 “Foreign Bodies” 文/张棋汶 我们时常会在报章、媒体上看到关于本地外籍劳工议题的讨论，时而也能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他们故事。但叙事视角往往是从新加坡人的角度，亦或者是借由专业的扮演者所搬演。由一群外籍劳工组成的本地剧团 Birds Migrant Theatre 所创作的 “Foreign Bodies”，将叙事的主权交回给当事人，在剧场开启交流的平台和空间，让观众能够真正聆听外籍劳工的故事，更深入了解与体会他们在“异乡”所面临的挣扎与困境。 故事围绕着两名外籍劳工—— 在新加坡当清洁工的Arif以及帮佣Ani。两人因在同一个组屋区工作，时常碰面而日久生情。某天Ani发现自己意外怀孕，Arif和Ani在决定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时，却遇到了层层阻碍，从而体现了外籍劳工因本地国家制度与政策的约束，而被压迫的身份与权益问题。 其实Arif和Ani之间的爱情与一般人无不同，但他们的身份却成为了限制他们的羁绊和困扰。只能在休息日外出、护照被雇主扣留... …如果像Ani一样意外怀孕后，就会被人力部遣送回国，往后都无法回来新加坡工作。如Arif的台词所说：“We’re criminals here, babe” ，在国家法令和限制下，外籍劳工的身份仿佛是由国家和雇主支配的“异体”，无法享有完全的自由。 或许因为同在“异乡”，外籍劳工在本地的社群关系紧密，彼此相互依赖与依靠。剧中，当Arif和Ani遇到难题时，他们身边的朋友们——Sajib、Ira和Riri，总是会提供建议和帮助。虽然彼此之间的价值观或许有差异，来新工作的目的也不同，在朋友有难时伸出援手的举动，是温暖和动人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值得思考的是，除了依靠自身社群的帮助，外籍劳工在本地面临困难时，身为“异族”的他们是否有其他的求助渠道？     摄影/  Birds Migrant Theatre 在处理帮佣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时，“Foreign Bodies” 所呈现的并不是二者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当Ani的雇主Joanne得知帮佣怀孕的消息时，并没有第一时间举报她，而是支持Ani所做的决定，甚至提供金钱上的援助来帮助Ani度过难关。或许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像Joanne一样的雇主，对外籍劳工有多一份关怀与同理心。 演员们在剧中扮演

摄影/  Tuckys Photography   希望是我们的救赎 ——  观 “Never The Bride” 文/梁海彬 踏入剧场时，前台工作人员欢迎观众出席这场婚宴。现场弥漫着温馨愉快的氛围，新加坡同志从来无权结婚，如今三位演员举办一场婚礼，邀请观众出席。我们期待看到美好的快乐的新郎官和新娘子，出现的却是三位巫师，在场上下了一道咒语，为观众呈现男同志对婚姻的憧憬与渴望、梦想与幻象，失望与迷惘。 演出并非线性叙事，由多个小故事组成，演员们扮演多个角色，故事揭露的是男同志对婚姻制度的不安与落寞，然而创意团选择以幽默化解同志们绝望的处境，选择让整部剧洋溢一种对未来的满怀希望。可贵的是，演出没有流露 “ 盲目乐观 ” （ blind optimism ），而是尝试在绝望中处处找到 “ 希望 ” （ hope ）。 在压迫底下，不失去希望，是弱势群体的最后防线。 “Never The Bride” 绝对是这一世代男同志的故事，他们关心的课题，和十年、二十年前同志面对的课题已不太相同。其中一则故事，想象一名同志在婚姻前夕和其闺蜜好友一起在包厢内共庆，却遭刑警忽然上门稽查。奇怪的是，事态并不紧张恐怖，最后揭露，原来 “ 刑警 ” 是好友请来的脱衣舞者，一场 “ 灾难 ” 化为乌有。 三位演员都是出生在 “ 粉红点 ” （ Pink Dot ）成为常态的时代，不曾经历过 80 、 90 年代同志被警方逮捕，并且被判鞭刑的恐怖时代。上一代男同志遭受的创伤，这一代的同志已经可以一笑置之，甚至引为笑点聊以自嘲了。 摄影/  Tuckys Photography 然而这真的表示，我们社会的强势群体果真开通、进步了？这真的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对他们更包容、更有同理心了吗？刑事法典第 377A 节条文终于废除了，但政府也修订了新加坡共和国宪法，确保法律只承认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并且将来不会在法庭上受到挑战。一切 “ 与公共住屋、教育、领养条例、广告标准和电影分级有关的许多国家政策，会继续以此为依据 ” 。 从今年起，同志不再被当作犯人看待，同志不再会被逮捕遭受鞭刑，这当然是新加坡社会向平权社会迈进的可贵一步；但在法律上，同志群体依然是不愿被社会承认、被社会继续漠视的存在。 其中一则故事，讲述一位马来族同志对婚姻的憧憬（由 Fadhil Daud 饰演），但在宗教压力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