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读 thea.preter

一封关于生命旅程的信——观《情信》 文：张棋汶 谢燊杰和徐山淇在华艺节上呈现的《情信》（中文版），通过空间的处理，让一封信的距离，虽然在有限的舞台空间上看似很近，但在现实空间中却是那么的远。舞台上，章信南和程小曼的生活空间看似不断地重叠甚至对调，但始终却又没有过任何交集，只留下一次次的擦肩而过。 个人很喜欢这个中文版的翻译。作品在处理地名、一些美国的Cultural References和一些未出现人物的姓名时，选择保留原由的用字遣词。但不同于原剧本，Andrew和Melissa有了中文姓名，两人的用语也使用了中文惯性的表达方式。这除了是在不脱离原剧本“精髓”上进行艺术处理，对我来说，或许也深化了在阿南和小曼的生命旅程里，彼此只有对方，也不能没有对方的特殊关系。 关于演出：2019年2月23日，8PM，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室，华艺节2019与糊涂戏班 / 谢燊杰与徐山淇（香港/新加坡）呈现

必要纠正的偏 必要坚守的心 ——观《偏》 文：张英豪 究竟是谁“偏”了？面对“偏”，我们应怎么反“正”？ 这是笔者观看必要剧场近期重演的《偏》（Off Centre）后，在思考的问题。 《偏》由本地剧场的黄金组合——编剧哈里斯·沙玛（Haresh Sharma）与导演陈崇敬（Alvin Tan）所创作，首演于1993年，通过男主角Vinod与女主角Saloma的交往，探讨本地社会对精神障碍的偏见。 《偏》是必要剧场，乃至新加坡剧场的经典剧作。哈里斯在《偏》中奠定了其编剧风格——时序交错的叙事，演员脱离角色宣读舞台指示，人物打破第四堵墙与观众对话等等，也奠定了必要剧场关注边缘群体、社会不公的风格。 最新版的《偏》在剧情上没有更动，在导演上也保留原版《偏》的贫穷剧场（Poor Theatre）美学。在原版《偏》中饰演男主角的Abdulattif Adullah与女主角Sakinah Dollah，时隔26年再主演，凭借精湛演技，丰富历练，演活了两位敏感脆弱的精障者。 《偏》的群演也非常优秀，尤其是饰演Emily的陈宇泱，更是把这个气场十足的角色演绎得扣人心弦。 正常人“偏”了 时隔26年，《偏》所探讨的议题依然合乎时宜。即使板桥医院已改名为心理卫生学院，精神病／神经病已经政治正确地改称为心理卫生／精神障碍，但一般人（所谓的正常人）还是对精障者持有偏见，甚至歧视霸凌，暴力相向。 《偏》开头与结尾的设计，强调社会对精神障碍的偏见依然存在于现实中。观众陆续入座时，男主角Vinod正坐在维多利亚剧院镜框型舞台的边缘，面带微笑地观察着观众，并不时与观众点头示意或挥手招呼。剧一开场，Vinod开始滔滔不绝地跟观众对话，说自己和30多名观众打招呼，但只有一些观众回应，说自己虽然是精障者，但其实和正常人一样。 剧中，男女主角不时把观众当成以异样眼光注视他们的一般人。剧终，Saloma取代Vinod坐在舞台边缘，目送观众离场。剧场与现实在这些时刻无缝接轨，提醒观众正视自己乃至整个社会对待精障者的态度。 寻根究底，精障者与非精障者一样，需要的是生而为人的尊严。 体制“偏”了 除了批评社会对精神障碍的偏见，《偏》也针砭了新加坡的社会体制。Vinod虽然家境富裕，学业优秀，辩才无碍，但他在“唯才是用”的教育体制中，在阶层分明，讲究盲

实验性破碎 ——观“Precise Purpose of being Broken” 文：杨全斌 场地的灯光渐暗，演出即将开始。然而，开演之前的提示只诵述到一半，演出空间“另艺聚场”（Esplanade Annexe Studio）的二楼便出现一名套着红毛猩猩面具的女性人物，她开始述说自己的故事。提示者和人物轮流说话，两种不同内容在同一空间、时间切换呈现，各有坚持，也互有包容。这般容易混淆观众的奇诡开始，似乎已经预示这场表演全程的基调。 “Precise Purpose of being Broken”是本地编剧许婉婧，将新加坡文化奖得主、英语剧作家哈里斯·沙玛（Haresh Sharma）的八部独立作品，先改编后拼凑而成，配合“M1新加坡艺穗节2019”二次上演。有趣的是，八个与女性相关的独立故事被放入同一出戏时，让观众感受到当中所存在的时间与空间，看似相连却又不相关。观众在80分钟的演出里，跳跃式地观看了某个地方、某些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交织与重叠。可是，对于不认识沙玛剧作，或初识剧场的观众，这也许不过就是导演以支离破碎的抽象呈现法，来回顾沙玛的作品，向沙玛致敬。 实验剧场本来就不容易让观众消化。诚然，其涉险尝试以非主流的呈现方式说故事，只有在理解与不理解之间的灰色地带，观众才有充分机会，去合理地质疑细节，推翻对剧场以往的认知，进而在被挑衅的情况下，共同参与创造剧场的新可能性的过程。 这次的演出则欠缺拿捏，所运用的表现手法、划设的语境，加上想表达的主题显得过多，终究展现出一种多层次的乱象，大大浑浊了剧场该有的明晰教育意义。 也许，这就是破碎状态的本意。导演在演出结束后，和观众交流时说，她认为意义不能仅靠单一来源的生产与传播。她期许观众能在杂乱信息中，尝试习惯多元性，从而掌握如何有条理地建构自己能接受的真理。观众在演出结束之后，所得出的解析也应当如此。 放眼四周，我们处在瞬息万变的资讯爆炸世代，平时不间断地向大小传媒平台接收形形色色信息。倘若不认真筛选，仔细判断，恐怕自我意识最终难逃被吞噬的命运，放任独裁主义的强势操控。而只有在这次演出的时空里，实验性地迫使观众放下主流道德观，打乱常理的语境下重构认知，练习判断，才能提升自身对任何信息的敏感度与不妥协。 发表于《联合早报》，2019年2月16日 关于演出：2019年

无名则无敌—— 观《无敌》新剧本演读 文：梁海彬 政治斗争、门派歼灭；层出不穷的武术招式、世代不息的勾心斗角、各方势力的争夺之战，最后希望竟然落在一个瘸脚的无名小伙子… 武侠剧应有的情节都有了，武功招式门派名称也皆耳熟能详。武侠的时代已逝，武侠剧可以选择保留熟悉的元素，能否也从经典中展现新意？剧中小人物的天下无敌是因为参透了无我无名无相之生命本质，编剧张子健通过小人物的领悟，为历史上每一次反反复复的人性斗争献上最真切的希望。《无敌》既是一群剧场人的武侠梦，也是一代艺术工作者对人性的真切期许。 关于演出：2019年2月16日，5PM，滨海艺术中心图书馆，华艺节2019呈现

庆祝凯吉式的交响曲——观《凯吉一岁》 文：梁海彬 仿佛踏入游乐园，观众被许多大大小小的古怪装置围绕着，观众在演出时可以近距离观赏各种装置如何制造不同的音响与节奏。那些发出声音的装置可以巨大且复杂如一台改装过的大钢琴；也可以简单如一个玻璃杯，一滴滴水缓缓从高处滴入玻璃杯，制造最简约悦耳的自然节奏。表演者身上的白衫有几条弦，一动身体就会牵动大钢琴当当当的弹奏。她脱下白衫，白衫就被高高挂起来，仿佛漂浮的幽灵。观众在演出进行时可以四处游走，随处而坐；表演者在空间里漫游时也会与观众互动。全程不以语言沟通，表演者用最直接的身体语言与观众游戏，互相游戏的乐趣感往往让观众发出会心一笑，每一场演出肯定是不一样的体验。表演者们用各种方式在不同仪器上玩出各种声音，像孩子们最纯粹的玩乐，提醒我们童心之必要。难忘剧末，挂在空中的白衫在表演者们的操控下轻轻摆动，仿佛凌空起舞，表演者们用口齿唱出简单的音节，灯光变得柔美—— 大家突然像是集体向亲爱的约翰凯吉先生致谢。走出剧场时，每一个听见的声音：人声、车声、脚步声、交通灯的节奏…… 处处都成了“音乐”。只要你愿意，你从此可以随时聆听一场永不停止的交响乐曲，这样的领悟真叫人欢喜。 关于演出：2019年2月15日，8PM，滨海艺术中心小剧场，华艺节2019与动见体 (台湾)呈现

莫要忘记—— 观“Off Centre” 文：梁海彬 当年的两位主角再次诠释《偏轨》的角色 Vinod 和 Saloma，导演保留了剧本里的时代特色，例如电台点歌、有线电话等，反而让观众体会到超越时代的人性。编剧哈里斯• 沙玛直指人心的文字，和两位主角由心而发的演技，跨越了维多利亚剧院大剧场的空间局限，让观众为Vinod 和Saloma 湿了眼、揪了心。剧末，前排一名男生泣不成声，台下一群女生排队为留在台上的Saloma献上拥抱。观众如此被Vinod 和Saloma 感动，走出剧场后，会否为社会上的其他精神病患者们做些什么呢？《偏轨》绝对是新加坡剧场的经典剧之一，值得一再重演，刺激更多人思考本地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包容，刺激我们重审自己能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做出改变。难忘剧中Vinod 对观众作出最真诚直接的控诉后，却在最后向观众说对不起，令人心酸—— 为什么弱势群体总得向主流道歉？《偏轨》让主流社会得以听见平时被覆盖的故事，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忙得漠视弱势群体的存在，必要剧场为弱势群体提供话语权，告诉我们，不要忘了这群人。 关于演出：2019年2月9日，8PM，维多利亚剧院，必要剧场呈现

物品蕴藏着的人性 ——观 “Catamite” 文：刘思娴 观戏前，对演出的了解仅限于宣传资料上，导演罗子涵无奈与认命地被无数只手表缠绕着的画面。人、时间、物品之间交织难分的关系，在演出中被鲜明地勾勒描绘，却难以将其厘清。 “Catamite”是首演于2019年M1新加坡艺穗节的实验性剧目。罗子涵创作的作品一向具有实验性与创新性，这次的表演采用新颖的“参与性演讲表演”（Participatory Lecture Performance）形式，导演在表演全程中演讲，并穿插着观众参与讨论，甚至表演的机会。 物品与我 罗子涵开场就表明希望通过表演探讨“物品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随后观众按嘱咐将摆放整齐的椅子移向场外，坐在白色的地板上，将自己所带来的物品逐一摆放在周围。展示的方式与物品由观众决定，完成后可任意走动观赏其他人的物品。白色的地板如同画布被五彩缤纷的物品点缀成一幅大型抽象画。 之后观众必须选出最能够代表自身存在的一件物品，放到位于演出场地中心的灰色长桌上，并提供简短的形容。我巨细靡遗地描述了开场的环节，是因为导演成功地让观众体验探讨物品与自身存在价值的关系。 桌上有每天须服用的药品处方单，有准备在晚餐吃掉的香蕉，也有奶奶排了数小时才求来的护身符，这些种种不同的物品承载了不同回忆、意义与期望，而观众仅能够通过物主的简短描述，窥探背后的故事。 他与物品 罗子涵回忆起在参观了澳大利亚的同志档案后，回国就着手筹备新加坡酷儿物品的展览。当时名为“酷儿物品：为未来的档案”（Queer Objects: an archive for the future）的装置艺术，在开放前收到了必须撤去其中三个展品的通知。这是展场管理者为了避免触犯法律所采取的措施。最为有趣的是，其中一件展品之后在导演强调其医疗用途后得以展出。 这些酷儿捐献的物品中有莱佛士书院的校服，有男性肚皮舞者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服装，还有出现于必要剧场三次演出的《周丰林的独白》（Completely With/Out Character）中，象征着爱之病患者的希望的蜡烛等等，标识了物主在不同生命阶段的经历与心境。在导演的指导下，几名观众戴上这些物品，扮演起1941年触犯刑法条款377A的案件，在疑云重重的情况下被结案，属于涉案者的手表与衣服成为唯一无偏颇的证人。 “C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