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读 thea.preter

用谎言假装自己是普通人 ——观《我想说点真的》 文：张佩思 由陈伊婷编剧，T. Sasitharan执导的《我想说点真的》，对我而言，是一封告白书。这封告白书中没有偶像剧里的高富帅男主角，也没有楚楚可怜需要他人保护的女主角。它只有一个再普通不过的28岁女性，但就是这份普通让我为之动容。 《我想说点真的》这部独角戏由陈宇泱独挑起大梁，穿梭在不同的角色中。故事围绕着核心人物Risa，并且通过她的视角来叙述。戏一开始，她便说明自己正在接受心理治疗。在治疗中，她的心理医生Dr Robert要她说出10件关于自己的事物。Risa只说了三件事，并且在剧中重复地强调着：Risa代表着欢笑。 她今年28岁。 对她而言，说谎已经是她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甚至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说一个谎言。相对的，要她诚实地说出心里的感受，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十分吊诡的是，观众清楚地明白，代表着欢笑的Risa并不快乐，无法轻松说出实话的她，却想要说点真的东西。 在接下来几个治疗过程中，Risa慢慢地打开心房，向Dr Robert和观众透露自己选择留在美国，而没有回到新加坡见奶奶最后一面的原因。她描述自己如何因为父母的反对，选择放弃她真心相爱的女友，分享自己小时候曾经无法忍受寂寞而痛哭流泪的经历。 在Risa的带领下，观众一步一步走入她的内心世界，发现原来谎言不过是她用来隐藏自己敏感心灵和多愁善感的保护色。她害怕失去所爱的人，也害怕自己让爱她的人失望。内心的恐惧让她选择通过谎言来掩饰自己的性取向，掩饰自己无法面对生离死别的懦弱，将自己包装成像“普通人”一般。而要诚实审视自己并且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Risa决定寻求Dr Robert的帮助。是因为遭到公司解雇？奶奶的死？女友的离去？与父母之间的情感隔离？但是，我知道当Risa将身上的保护色一层一层地剥下，赤裸裸地站在观众面前时，许多人为她所经历的一切感到为之动容，心疼她这个假装坚强却内心脆弱的女孩。 滨海艺术中心“实验剧场“系列迈入了第15年。在众多课题中，选择探索生与死之间。我一直觉得生与死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不仅仅因为一个是生命的开端，另一个则是生命的结束。或许当我们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及接受自己的缺陷和不完美时，我们就能找到勇气面对

以记忆建构新加坡民间历史 ——观《四马路》 文：张棋汶 我沉浸于眼前红灯区街景的喧嚣与欢笑，一度以为自己穿越回到20世纪初的滑铁卢街，直到听见后方马路上传来一阵阵熟悉的汽车引擎声，将我从虚幻带回现实，才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正在窥看历史的旁观者。那么这段关于四马路的故事，究竟是谁的历史，谁的记忆？ 实践剧场的《四马路》走出传统剧场空间，带观众穿梭滑铁卢街，挖掘这里的地方记忆，窥探本地150年的历史变迁。滑铁卢街作为这部戏的主要场景，经由导演和编剧层层解剖，许多被遗忘的人、事和物得以重新浮现。这些故事承载着不同群体的个人和集体记忆，在《四马路》中更成为饱满且珍贵的历史素材，拼凑后为新加坡建构出一段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民间历史。 谁也没有全知视角 随着历史旅程的展开，观众穿越时间（不同年代）和空间（不同建筑和场景），重新翻开四马路的记忆篇章，见证那些曾发生于此的事件。导演也试图让观众成为谱写地方记忆的一分子。 在“南迪纳照护之家”一场戏，演员们直接同观众互动，打破二者之间在传统剧场框架内的原有界限。观众化身为演员之一，扮演新加坡中华妇女协会的义工，可以自行到各个角落与居民“聊天”，聆听社会底层分享自身的人生经历。观众从偷窥者转为参与者，在四马路的众多历史记忆中，占据了一席之位。 由小人物叙述历史 有别于一般由掌权者叙述的官方主流历史，这部戏的历史故事大部分交由社会中的小人物叙述。 在连接印度庙与酒店的后巷里，酒店的中国籍接待员与印度庙的本地员工虽然在国籍、种族、宗教和语言上都存在差异，但各自对观音的理解和态度一致，呈现的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互补与相交融。观众近距离倾听这些小人物诚挚的心声，通过个人叙述为这个地方建构出最朴实的民间历史。 这部戏以记忆作为重要手段，追溯了发生在滑铁卢街一段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内容相当丰富和精彩。若以四马路街景对照本地近200年的社会变迁，我们应该怎么从一条街的故事，延伸至更宏观的视角来反思国家、社会与自己的关系？ 在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和社会中，身边许多人事物可能都只是稍纵即逝的幻影，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四马路》所呈现的个别故事显得更为重要，个人叙述作为一股强大的潜在力量，能够建构出属于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成为最真实并值得被保留与叙述的对象。 发表于《联合早报》，2018年4月12日 关于

认识不确定中的确定 ——观《一场好死》 文：杨洤斌 死亡虽然是生命的必然终点，许多人却因为深受民俗文化的影响，或个人情感无法负荷的关系，刻意选择以“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态度来看待死亡，以及相关课题。然而，当身边的亲人，甚至是自己，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必须直视死亡时，我们懂得如何妥当地迎接死亡吗？又或者，当下那刻的我们，是否有充足的认知、时间和能耐，来做足迎接死亡的准备呢？ 滨海艺术中心第15届“实验剧场”（The Studios）今年以“生死之间”的主题，让观众通过戏剧，对生命、死亡，以及处于两者之间时，作省思与探讨。我观看的，是由黄淑敏编剧，陈颖璇指导的《一场好死》（A Good Death）。陈慧娟（Karen Tan）在这部独角戏里一人分饰多角色，但主要以一名慈怀护理专科医生“梁医生”的角度，分享自己与病人、家人之间互动的经历，逐步引导观众提高对慈怀护理（Palliative Care）及其病患的认识。 黑箱剧场作为演出场地的魅力在于，观众能在极少干扰性元素的环境里，体验演出，即直接从剧里感受看护人，包括平时颖悟绝人的医生，在面对一个即将结束的生命时，如何承担与处理整个倒数过程衍生出的无奈感与不确定性。死亡作为课题，因此有了更宽阔的讨论维度，其导向不再是单一、个人。 有意思的是，戏里的鞋子不单只是保护双脚的简单物品，鞋子也是象征身份的符号。梁医生脱下鞋子后，就从病人的医生，转变成病人的家属，即患上失智症父亲的女儿。父亲健全时的性格因为失智症而渐渐“死亡”，每当看到父亲病发失控后，沮丧的梁医生便会立即穿上鞋子，恢复专业的身份后便夺门而出，似乎逃避家中的一切。此外，当梁医生和母亲在讨论父亲的寿衣选择时，母亲坚持父亲的西装必须配上一双正式的鞋子，不能是他患病后喜欢的拖鞋配袜子，才可如患病前在儿子婚礼时穿的一模一样。穿上鞋子后所展现出的不同身份和印象，本质上都是一种相同的精神投射，折射出人物在接触死亡带来的无奈时，对人生掌控权的极其渴望。 人活着的时候，花费精力确保自己有着美好人生（A Good Life），不会多加思考如何才能得到“一场好死”。这部戏从看护者的角度，在慈怀护理的语境下，做出了善意提醒：人生无常，死亡则是个永恒不变的定点；身边的人面对死亡时，我们依然有能力在不确定中，专注于确定的事情。竭尽所能协助他们在有尊严和选择的积极条

月光无私 ——观《有时月光》 文：梁海彬 舞台上是一栋大建筑物的骨架，没有门墙。开幕时，演员们缓缓推着它，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旋转出“泉济会馆”的百年历史。 打破了什么样的门墙？ 演绎历史向来不易，《有时月光》横跨新加坡百年史，如何让今时今日的观众在观看时产生共鸣，更是重要的问题。导演和舞台设计师选择“打开”会馆的门墙，将本地会馆的发展史一一掀开在观众眼前。这样的“打开”，甚至是“打破”，仿佛会馆（历史）主动邀请观众（现代）的窥看与参与。 剧中人物创立会馆，代代强调要帮助“自己人”，为“自己人”提供各方面的救济与支援。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自己人”从最开始的泉州同胞，演变成各籍贯的移民，再演变成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华人。到了第九幕，东南亚各国的宗乡会馆联系桥梁，齐聚一堂，更让剧中“自己人”的意义不再局限于本地，由此变得更加深远。 那没有门墙的建筑骨架，于是产生了新的意义，被打开的不仅仅是实体的门墙，更是眼界和心胸。凡是需要救济与帮助的，都是“自己人”，月光无私。到了第十幕，发展商的代表人与会馆接洽，希望买下会馆。她用功利而务实的角度揭露了会馆在当代社会面对的各种现实窘境，最后却被会馆里的众人拒绝，赶出了会馆。如果“自己人”可以跨越种族、语言、文化的隔阂，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跨越传统与发展、情感与务实感之间的隔阂呢？“传统” 非得把“发展” 赶出去吗？两者之间难道非得永远处于二元对立？ 有时月光，说时依旧 到了最后一场戏，百年前创立会馆的先辈们像幽灵般出现在今时今日的会馆里。古今人物共处在同一个空间，上一代人和这一代人以各自的语言（上一代人说闽南语，现代人说华语、英语），述说出同样的“语言”（创立、保留会馆的理念）。 音效设计师处理幽灵说话的声音，让他们的声音听起来那么遥远而古老；但渐渐地，他们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最后和现代角色们的说话声音一模一样。舞台让幽灵们的声音有了“被听见”的可能性—— 无论台上的建筑骨架转了多少圈，代代总有坚持的人。百年前和百年后，也许说时依旧。“有时月光，有时星光”，月有阴晴圆缺，不会消失。 剧末，演员们离场，观众席的灯亮起，舞台上剩下大大的建筑骨架竖立着，像是空荡荡无一物，又像是在静静俯视纷纷离场的观众。“传统”的门墙可以改变，面貌亦可以改变，但是其“骨架”永远挺拔不变，这也许是《有时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