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Showing posts from May, 2018

剧评:宝岛一村

Image
我家在哪里 ——观《宝岛一村》 文:梁海彬 剧中,一对情人终于在暮年之时重逢。李子康问道:“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冷如云含着泪回答:“都快过完了。” 《宝岛一村》说的,是所有有家归不得的故事——回不去老家,苦苦等着,一晃眼,一辈子就快过完了。 乡愁:我家在哪里 舞台上房子的骨架一字排开,仿佛临时搭建的房子,剧中人物一开始也不把这处地方当作家。在时光的推移中,他们与台湾产生了复杂的情感。他们既希望“反攻大陆”回老家,又希望能在宝岛落地生根,被宝岛接受。他们同时也渴望走出宝岛一村,因为“不出去就永远没有出息”。 当村子派了代表参加全国比赛却落败以后,整村人呆坐在电视机前面,带着深切的悲伤听着从电视里传出来的《情人的眼泪》。他们连台北都闯不出去,此生困在宝岛一村,歌曲也唱出了他们的心声:流离失所的人们,要求的不过是能够被接受,被爱。 他们开始看不起自己,他们的下一代大牛和大毛喜欢上彼此,换来的却是长辈们痛心疾首的责骂。上一代的失落感也是下一代的枷锁,年轻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最终一个个走出了宝岛一村,甚至离开台湾到世界各地去闯荡,有的再也没回台湾。 剧中大牛离开了台湾,在往后几十年里四处奔波,可以在一年内走遍300多座城市。当他碰到青梅竹马的大毛时,他感叹自己到处奔波,也许只为了找她。 也许大牛一直都在找家。他们不知家在何处,因此世界上哪里都是家。 最后一幕,宝岛一村在拆掉之前举办了一个晚会。看着晚会热闹地举行,观众心中雪亮:晚会结束,大家又会各分东西。 家,始终是这群人遥不可及的乡愁。 乡愁:记忆就是乡愁 说书,是贯穿《宝岛一村》的重要元素。在宝岛一村长大的第二代家属,以说书人的姿态,为观众述说村里过去的点滴,在旁述之余,也进入剧情演绎“当年”发生的故事。 也因为说书人是以处在“现在”的时间点上回顾过去,因此整部剧难免笼罩着怀旧情怀。但是这样的处理是成功的—— 观众几乎每看完一段回忆,都会在灯暗时报以掌声。 《宝岛一村》仿佛是说书人们集体做着的梦,一场一场的梦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泛黄,反而显得更清晰、鲜明。也许这就是说故事的本质:在一遍一遍的述说之中,才可以厘清发生在自己,以及发生在前辈们身上的事。 这也就是《宝岛一村》作为经典剧的价值之一。在不断地演绎、述说之中,不同的观众可以

剧评:Underclass

Image
我们都是贱民 ——观《贱民》 文:张英豪 贱民在华文语境中,指的是印度社会存在于种姓制度之外的最低阶层,而且是“不可接触”(untouchable)的阶层。戏剧盒与必要剧场继2016年的《宣言》(Manifesto)后,再次联合呈献的剧作采用《贱民》(Underclass)为剧名,除了指向新加坡社会的最低阶层,也隐喻着社会不平等这个议题在新加坡社会隐然的“不可接触”——不可以非“任人唯贤”(meritocracy)的思维范式接触这个议题。 我们都是贱民 观众进入必要剧场的黑箱剧场就座时,戏其实已经无缝衔接现实展开了。《贱民》主角欣怡(吴悦娟饰)走向观众席兜售纸巾,有些观众不知所措,极力回避,似乎真以为她是误入剧场的安娣;有些观众则买下了纸巾。 《贱民》正围绕着欣怡,以个案形式展开,并采用编剧哈里斯·玛擅长的跳叙法,带出马来青年、护士、政客、公务员、企业家等众多人物的故事。这些个案从个位数加快跳到万位数,泛指“贱民”人数数之不尽,而个案除了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赫然也包括中产阶层和高产阶层。于是,“贱民”的涵义得到扩充,指涉的不仅是物质层面有匮乏的公民,也包括在精神层面有亏缺(自由民主、公共参与、思辨空间等等)的公民。我们都是宽泛意义下的“贱民”。 在联合导演陈崇敬和郭庆亮的艺术处理下,不同演员在不同时刻跳脱出角色,对角色和自己的生存状态反思与批判,并尝试跳回角色,采取行动改变人物的命运。但是这些行动在制度的高墙下注定徒劳,演员和角色都展现出无奈与无助的愤慨。 剧外的注脚 同时也是艺术官委议员的郭庆亮,5月17日在国会中的发言,其实是解读《贱民》的重要剧外注脚。郭庆亮在发言中批评以“任人唯贤”的思维范式处理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贱民》主角欣怡一生信奉只要用功读书、辛勤工作就会有出路,但是她在中风后生活一落千丈。她尝试申请各种官方管道的援助,生活却依然贫困潦倒。她从别人身上得到的尽是怜悯,甚至指责,指责她不够努力上进,才会导致当下的处境。而她其实最想要得到的,是身而为人的尊严。 郭庆亮在发言中也提出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第一步,是社会上较有优势的群体,比如中产阶层和高产阶层,先承认自己有优势,才可能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给缺乏优势的群体。《贱民》中人民权力党的政客原本不承认自己天生的优势,拼命打造自己符合“任人唯贤”范式的上进形象。但是在他

剧评:朱莉小解

Image
倾斜世界中的权力游戏 ——观《茱莉小解》 文:张棋汶 从舞台布景到道具,甚至是字幕投影,整个舞台处于一种完全倾斜的状态。茱莉小姐与其仆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挣扎由此展开,仿佛暗喻着他们的命运,注定得悬挂于这个不平衡的倾斜世界。 剧中三个人物(主人茱莉小姐、男仆约翰和他的未婚妻女仆克莉丝汀)的身份,由各自的阶级、性别与权力等地位所建构。在九年剧场的《茱莉小解》中,角色的身份却不是单一和固定的概念,整部剧由九名演员共同演出,剧中三个角色各由三名演员同时分饰一角,推翻了我们对身份的固有观点。 舞台上,九名演员的九个样貌、九把声音和九种视角,无时无刻地不在“观看”着彼此的行动与心理,然后无缝隙般地承接动作台词做出反应。三组角色的身份因此成为不固定、不稳定,能够被任意转换的概念。身份的建构过程也变得更多元化,像是台上澳门演员和本地演员以各自母语(广东话和华语)讲述台词,或者是让其中一名男演员反串饰演女仆角色,皆表现出一种超越语言和性别的身份建构方式。 身份的流动性,也象征着茱莉小姐与仆人之间不平稳,能够被转移的权力关系。在约翰眼里,两人的爱只是茱莉小姐在闲暇时玩的游戏。与其说是关于“爱”的游戏,我觉得更像是一场关于“权力”的游戏,掌握权力的强者能够命令对方,弱者则必须服从。 没有胜利者的结局 即便如此,在这场权力游戏中,注定不会有胜利的一方,因为在人物背后,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正在操控他们。茱莉小姐的伯爵父亲是剧中最大的掌权者,虽然从头到尾未出场,但无形中却已成为压迫着剧中人物的根源。象征父权力量的伯爵是茱莉小姐和约翰内心最惧怕,却也摆脱不了的宿命,导致两人始终无法离开大庄园,最后两败俱伤。 原著中茱莉小姐以自杀方式接受宿命,《茱莉小解》则以不明确的方式,让三名饰演茱莉的演员去处理角色三种可能的结局。剧末,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舞台上,其中一个茱莉小姐在窗纱后面原地转圈时,一句画外音缭绕于耳:“你站在河边往下看,毫无疑问,那就是你的倒影。” 社会环境能够塑造我们的身份,奠定我们的价值观。但在这场不平衡的权力游戏中,或许我们都是茱莉小姐,只能不断旋转、转圈,最终被缠绕在一个无限循环的困境中,成为彼此的倒影。回过头审视当代的自己,若这种社会权力架构仍然存在,那或许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困境的能力,我们能不能找到消除压迫的力量? 值得

剧评:1984 By George Orwell

Image
我们都是1984 ——观《1984》 文:梁海彬 舞台上的大屏幕投放着现场投影,观众看到温斯顿·史密斯在笔记簿上写“1984”,遂在这个年份旁边放了个问号。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舞台上的摄像投影为观众提供一些看不到的视角,例如温斯顿在笔记簿里写的字句,或是众角色从“监视屏幕”(小说中的telescreen)中看到的画面。当温斯顿与裘利亚决定反叛“老大哥”,离开舞台空间在他们的小天地里温存,阅读反政府组织“兄弟会”的书籍时,观众也能够通过摄影画面观看两人的一举一动。这时,摄像投影的功能忽然变成了监视器。观众的“观看”变成了“集体偷窥”。这个巧妙的变化让剧场的“第四道墙”立刻被打破,观众不再是纯粹的“旁观者”,而是直接的参与者,参与温斯顿的悲剧,也成了“老大哥”的共谋。 镜头不会说谎,但是镜头可以被摆弄;不全面的视角不可能呈现真相。台上的摄影随着温斯顿与裘利亚在房里的走位而切换角度,让人不禁质问:是谁在掌控镜头?无形的导演之手任意转换镜头,观众通过镜头见证温斯顿的反叛,就像前一幕温斯顿在“两分钟仇恨”(two minutes hate)通过镜头观看反叛者的招供那般。 温斯顿与裘利亚于是陷入更加荒谬无助的处境。“老大哥”无所不在,他的监视突破了空间的维度,现场有多少观众,就有多少位“老大哥”——原来温斯顿的悲剧从观众进场就开始了。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温斯顿被逮捕时,“思想警察”很有效率地“拆掉”温斯顿现实世界——图书馆的门墙被拆掉,显示出墙后温斯顿与裘利亚躲避的小房间,然后小房间也马上被拆掉,舞台上出现白得刺眼的墙壁——温斯顿的刑房。奥勃良带领一群白衣人为温斯顿施刑,其中一位白衣人拿出了摄影机,把温斯顿被折磨的影像投放在舞台大屏幕上,仿佛唯恐观众看不清温斯顿受刑的每一个细节。“老大哥”是温斯顿唯一的门窗,也是他所有的梦。 《1984》打破了真相,颠覆了真相,没有了真相。就连其剧名也让人怀疑:这真是奥威尔的《1984》?还是罗伯特·依柯和当肯·麦米兰改编版的《1984》?抑或是温斯顿的1984? 剧末,温斯顿重遇裘利亚,互诉他们对彼此的背叛。与小说不同的是,谈话结束时,裘利亚忽然连连叫唤温斯顿,仿佛两人之前的所有对话皆是温斯顿的幻想。温斯顿穿着血迹斑斑的囚服,坐在咖啡馆,茫然望着

剧评:0600

Image
死刑的顾虑 ——观“0600” 文:李连辉 死刑并不是新加坡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课题,可是一个结果如此严重的司法判决,是否值得我们更仔细的思量?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两年前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绝大部分新加坡人赞同死刑制度。但同一份调查也显示,超过半数的人对死刑制度缺乏了解。由“原·空间”剧团(Ground Z-0)呈献,颜橦导演的“0600”就试图带领观众探讨新加坡死刑制度背后的一些迷思,让观众对死刑有更深入了解。 “0600”是一个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上演,约45分钟的实况演出。众所周知,国家美术馆前身是政府大厦和最高法院大厦。馆内仍保留过去最高法院大厦里的牢房和法庭,这些设施如今已成为展区或办公室。“0600”的演出让观众探索牢房与法院之间的秘密通道,并且利用这个通道作为演出空间。 观众不再只是观众 在短短45分钟的戏里,观众的“身份”转换了三次。每一次的转换都是无预警的。观众通过这样的剧场设置,开始从不同角度思考死刑所带来的结果与痛苦。 演出一开始,观众被戏里的“警员”领到牢房外,隔着铁窗观看一名被判死刑的女囚犯在牢房内的独白。这名囚犯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她说自己在旅行时结识了另一名旅客,被对方栽赃运毒,被判处死刑。她说自己仍然年轻,还有许多心愿未完成。此刻,观众是个旁观者,对于这名女囚犯,观众只能给予第三者的同情。在当下,观众虽然会思考死刑或许真的太严厉,但并不会对女囚犯产生太大共鸣。 接着,观众被领到一个斜斜窄窄的楼梯。上楼后,几名“警员”呼喝观众分组,一个一个在纸条上写下自己最后一餐的要求和最后心愿。接着,观众被令测量体重和拍下一张即时成像的照片。这几个情节设置,使观众的身份在当下转换了。他们从原本看戏的旁观者,转换成被判死刑的囚犯。虽然整场戏时间不长,但是观众能体会到死囚临近死亡前的末路之感。 在下一场戏,观众被引到曾经是法庭的画廊空间里。当观众在欣赏画作时,一名演员在观众群中开始了她的独白。她说自己的儿子30年前被人谋杀了。这30年里,她一直纠结于儿子的死,如今她终于懂得释怀,原谅该杀人犯。这段独白是整个演出里,最具戏剧张力的一场戏。演员打破了第四堵墙,直接与观众对话。这种虚实交错的演出,使观众置身其中,身份转换成与剧里人物共处同个时空的角色,跟她一起为这场悲剧感到遗憾。 这几次的身份转换,促使观众从不同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