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评：Grandmother Tongue

《祖母语》阻母语？——观《祖母语》

文：李连辉

离开剧场，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我的阿公阿嬷。阿公是潮州人，说的是潮州话。阿嬷是福建人，说的是福建话。记得小时候，他们总会让我看看潮州戏曲，听听福建歌曲。阿公阿嬷偶尔还会教我说几句方言。很可惜的是，我从来没习得任何一种方言。我虽然庆幸至今还记得怎么说“我是潮州人”，但我也遗憾自己只会说“我是潮州人”。野米剧团的《祖母语》（Grandmother Tongue），让我深思方言的地位，以及方言使用者的处境。

由林汀文导演兼编剧的《祖母语》以英语、华语和潮州话呈现，并附上中英字幕。该剧通过一对祖母和孙子的关系，再现了方言的落寞和方言单语者在生活中所承受的压力。戏里，孙子“阿文”约20年后，搬回祖母的家与她同住。两个同一屋檐下的人，互动必定多于平时客套的“吃饱没？”阿文开始发现自己有限的潮州话难以让他有效地与祖母沟通。许多人都说“多学一门语言，就能多看一个世界”，阿文惊觉自己有限的语言能力使他难以进入祖母的世界里。阿文只好从祖母身上，重学潮州话。

单语者的无奈

祖母和阿文在第一场戏闲话家常时，聊到了“政府”这个课题。祖母一听到这两个字，便突然跳出了故事叙事，要求关上英文字幕。字幕一关上，祖母便问观众谁是“政府人”，并且用潮州话说了一连串调侃“政府”的台词。祖母间中也使用了一些福建粗话。观众席里通晓潮州话的人，自然能理解祖母的幽默。不懂得潮州话的观众，至少也能根据熟悉的福建粗话和祖母的语气，猜出其意。但是，也有不少观众在此时感到无所适从。

这场戏让我联想到郭宝崑1988年的《寻找小猫的妈妈》。这部多语剧不提供任何字幕，使观众处于一种与单语者情况类似的窘境。观众必须凭着演员们的互动和语气来重构他们对戏的理解。《祖母语》的这场戏也让观众进入一个类似于单语者的状态，一种听得到、却听不懂的语言状态。当部分观众在笑的时候，听不懂的观众便感受到了祖母每日的无奈。

整出戏因为祖母的一封信而有了戏剧张力。祖母找到一封提醒她去领取建国50周年易通卡礼金的信，但是领取期限已过。祖母独自一人到地铁站询问，却发生了意外。祖母在过程中遇到了地铁站工作人员、医院里的菲律宾籍护士和医生，却没有人能以潮州话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 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失去了发声和选择的权利，感觉没有尊严。她甚至不能亲口告诉医生自己不想要安装心律调节器。她总是得倚赖阿文的翻译，才能传达自己的意愿。这种处境堪怜，又跟多少新加坡年长者雷同呢？

语言环境的变迁

在本地谈论方言课题，必定少不了针对“讲华语运动”和华校政策的批评。祖母与阿文出外散步，遇上“讲华语运动”的宣传活动。主持人很吊诡地以英语介绍“讲华语运动”，却在使用华语主持时阴阳怪调，极不流畅。这场戏充满浓浓的反讽意味。“讲华语运动”原本是为了增强华社凝聚力的政治产物，但经历了近40年的社会演化后，如今的“讲华语运动”面貌大不如前。它的功能已经与取代方言无关了。现在，许多人连华语都不用了，“讲华语运动”扮演的，犹如一位祖母苦口婆心劝孙子使用华语的角色。

新加坡的语言环境不断地改变，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操用的语言。这不仅是一个社会现象，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各代之间沟通上的断层，无疑造成一种社会的不和谐。阿文的华文老师在他上学的一场戏里，严厉地警告他不能使用方言。当阿文反问他为何不可时，老师给了他一个欠缺说服力的答案。数年后，阿文回到母校执教时，再次遇上这位华文老师。老师这回却亲切地用潮州话问候他。华文老师对于方言的态度有了重大改变，预示着方言的落寞。现在，能讲就多讲，因为方言的未来是个未知数。

在多语使用者的认知里，方言可能只是一个感情的载体。但是，我们绝不能忘了，方言也是一群人最基本的生存用语。《祖母语》以幽默的方式，道出了一个严重且可怕的社会问题。这部戏让我思考方言的使用（或不使用）如何改变我和阿公阿嬷的关系。《祖母语》是个不朽的作品，绝对值得一看。

发表于《联合早报》，2017年10月3日
关于演出：2017年9月30日（8PM），Sota Studio Theatre，野米剧场呈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