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评:第一舰队


剧场与艺术的力量 —— 观《第一舰队》

文:张棋汶

剧中,Authur Phillip总督让Ralph Clark少尉为“第一舰队”上的囚犯排演一出戏,希望可以用艺术感化人(囚犯)的心灵。在九年剧场的《第一舰队》里,剧场与艺术的力量不仅止于感化心灵,当剧中的五名囚犯被赋予能够自己摘下手铐,开始创造艺术、鉴赏艺术的权利时,剧场则成为了能够瓦解现实社会中不平等的阶级与权力关系的场域。


“每个人都应该有能够为自己做主的权利”

《第一舰队》讲述18世纪英国将囚犯流放到澳大利亚开埠刑事殖民地的故事。过程中,Ralph Clark少尉带领五名囚犯排演法国作家莫里哀的《伪君子》(有趣的是,这是九年剧场在2015年曾演出过的作品)。囚犯们都不曾演过戏,甚至从未踏入剧场,囚犯的身份也让整个排演过程重重受阻。原本应该被拷在漆黑船舱里的囚犯们,有机会摘下手铐到甲板上排练,这种自由或许短暂(排练结束后囚犯们一定会自己拷上手铐回到船舱),却也为他们带来一些希望。像是Anne Sheldon、Mary Beckman和William Paterson从一开始不知道怎么演戏,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得请教Ralph Clark,到后来学会了解角色背后的动机,用热情和真诚的态度来揣摩和演绎角色。以及Henry Mason从一开始的拒绝参与、对刽子手William Paterson的敌意,之后因彩排而改变了固有的看法,从而接受戏剧也化解了两人之间的分歧。

导演谢燊杰在叙事中穿插了每个角色的独白,让观众听到囚犯内心的声音,以人性化的目光(而非先入为主或带有歧视色彩)来看待每一位囚犯,接着通过排演戏剧的过程,让观众意识到剧场如何改变囚犯的思想。在漂浮不定的船只上,伴随着不安与躁动,囚犯们只有在甲板上排练的时候,才能挣脱身上的枷锁享有为自己做主的权利,体现了剧场与艺术的充权(empowering)意义。剧中,演员们一人分饰二角,饰演囚犯的演员们在换场中通过巧妙的服装设计,让身上的裙子瞬间变成军官的外套。服装的切换也是身份的转换,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其实也是一体两面,不平等的阶级和权力关系在不断的“扮演”中,原本二元化的对立也逐渐模糊。


“为什么我们要演法国人写的故事?”

《第一舰队》虽然讲述与抨击的是发生在18世纪的殖民主义所带来的“野蛮文明”(场刊封面的宣传语),但此剧在交错复杂的叙事中,更是引导观众探讨了许多现当代社会所关注的课题,如法律/刑法/阶级/审查等。Henry Mason因为法律的不公才导致他的犯罪,在“第一舰队”上也得面对掌权者的歧视、暴力等压迫,最终沦为暴乱的肇事者,还因袭击军官而难逃死刑。难道法律只能够保障享有权势的人,从而不断地对底层的人们进行压迫?剧中,Richard Johnson以神父的身份对Ralph Clark施压,因为认为“一般观众”(其他囚犯)没有能力理解剧本背后的意涵,要求他修改台词。那么艺术是否应该被审查,艺术应该被谁审查?现实生活中,艺术被审查的案例比比皆是,你和我也是看不懂艺术/剧场的观众/囚犯吗?

我国今年纪念“开埠200年”之际,许多剧场工作者则选择呈现有关新加坡殖民历史的作品(像是必要剧场在5月份上演的Civilised),为什么九年剧场却选择搬演澳大利亚开埠的历史事件呢?或许正如九年剧场的其他作品一样,每当剧团重新诠释一部经典、一段历史、一个事件时,虽然看似离我们遥远、毫无关系,但其实都是具有当代社会的批判性与反思性。通过艺术与剧场的力量,让观众能够抽离地观察我们所处的一切、审视周遭也审视自己。2015年的《伪君子》是如此,这次的《第一舰队》更是借由经典/历史,抛出许多耐人深思的当代社会课题。

关于演出:2019年7月21日,3PM,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表演厅,九年剧场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联合呈现

(照片由九年剧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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