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读 thea.preter

( PHOTOS BY ALEX CHUA ) 起舞是治愈的开始 —— 观 “Dancing with the Ghost of My Child” 开场前，一位头戴花冠的表演者在等待入场的观众群间穿梭；开场没多久，这位表演者的花冠被其他角色们疯狂剥夺、撕扯、撒落舞台各方。 这是一场关于绝望与救赎的祭祀，由南洋艺术学院表演课程荣誉学士的学生们演出，剧本由其中四位学员联合编写。 “Dancing” 以肢体与音乐演绎，表演者们穿着白色的长裙，脸上抹着白色油彩，他们身上的白衣饰渐渐被花瓣与汗水玷污，我坐在地板的坐垫上（有的观众坐在椅子上），近距离感受着表演者们的能量。他们跺脚击地，观众会感受到阵阵震动；他们向观众撒花瓣、在空间里呐喊，以身体能量直接 “ 打动 ” 观众。 “Dancing” 是表演者们对 “ 创伤 ” 课题的探索，例如在其中一幕，有一角色阐述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她被对方要挟、跟踪，但无论向警方或学校求助，她都无法获得任何帮助，原因是对方对她造成的行为 “ 不足够严重 ” 。剧中的所有角色都是受害者，他们试图夺回话语权，却总在夺得权力之时、在施展暴力之时痛苦不堪 —— 他们从未想要以暴力相待施暴者，然而在这个现实社会里她们却不得不那么做。因为大部分表演者们都是女性，每当这些女子起舞、拍打自身、呐喊时，都让人想起希腊悲剧里那些受了酒神的操纵，被赋予神力而狂热的女子们。于是观众也感受得到这些年轻人们正在经历的种种混乱与创伤 —— 通过肉身的运动与运作，观众得以切身地感受到他们的痛与苦，也因此能够对他们产生同理心。 导演们 Noor Effendy Ibrahim 和  Ruby Jayaseelan 在剧中建立强烈鲜明的意象，再肆意破坏意象，以达到震撼观众心灵的效果。例如，台上挂着三袋清水，在整场演出中缓缓滴水，表演者们时而会用清水抹身，但他们始终净化不了内心的痛苦。例如，撒满舞台的花瓣散发浓郁的花香，充斥舞台，却无法让这些角色们获得疗愈。例如，现场演唱的甘美朗歌手 Rosemainy Buang 悠悠唱起歌曲，然而理应治愈心灵的歌曲却让角色们齐齐倒地抽搐。 于是观众感受到界线被模糊了：疯狂与理性、绝望与希望、天堂与炼狱 …… 导演把二元对立的元素交织混杂，建立了戏剧张力，也成功让观众感受到，人性里的理性如何蕴藏着疯狂、所有的希望其实都是绝望、天堂如何也...

照片截自 十指帮FB官网 为了飞翔—— 观 《偶起源故事 @126 ：限时占领》（联排）     《偶起源故事 @126 ：限时占领》邀请剧场导演 Edith Podesta 、音响设计师黄劲、以及舞者马燕玲分别指导三部作品（ “Murder of Crows” 、 “Signal Flow” 、 “Bump Out/In” ）。有趣的是，因为三部戏没有明确的开始与结束（ “Bump Out/In” 甚至是切分成三段，穿插在 “Murder of Crows” 和 “Signal Flow”之间 ），三部戏几乎像是一部剧，于是突发奇想，如果就当作一部剧来评论，也许也会有点意思。 在《 限时占领》中， “ 飞 ”（自由） 的意象强烈。被谋杀的乌鸦再也无法飞翔（ “Murder of Crows” ），只能在回忆里，从其它鸟类身上，才能再度感受飞翔的感受，这部戏是没有救赎的悲剧，死去的无法飞翔的乌鸦也许是所有怀着梦想的人们的比喻，例如一个剧场音响设计师 —— 那位音响设计师全程听着录音（ “Signal Flow” ），受教于录音里头某位著名音响设计师的指导。操偶师们的后脑勺都戴着白发老人的半面具，那位音响设计师背负着这些剧场界资深长者们的“教育”，缚手缚脚，怀有梦想的音响设计师即便穿上了太空衣即便有了延长手脚迈向梦想的超能力都始终寸步难行，他背负着那些总爱向年轻人 “ 传承 ” 的长者们，最后猝死在台上，舞台空间里无数的灯泡仿佛炙热的梦想，都是那位音响设计师永远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 传承 ” 二字，实则是可怕的操偶师，把全世界有梦的人们贬为一具具木偶，毫无生命。乌鸦死了，飞不起来的音响设计师死了，而身怀舞艺的舞者却诞下了新生命。一位自由表述的女舞者最伟大的创作便是其十月怀胎孕育（孕育不同于传承）的新生命（ “Bump Out/In” ），但生产也意味着她的身躯失去了曾经拥有的自由表述的能力。对这个大命题，创作者的启示是，把她的自由交托给新生命 —— 所有艺术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寻找方法让其作品飞向自由，所有母亲对他们的子女也是这样的。剧终，三个女性操偶师排成一线，古往今来所有女性的身影都落在了她们三人身上，成就了极其简易而极具震撼力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 梦想的权力，自由的代价，飞翔的意象（乌鸦、太空人、可以自由旋转的木偶）似乎都是这三位导演们所关...

Photos by Joseph Nair. Courtesy of Intercultural Theatre Institute. 谁才是虫—— 观《变形记》 跨文化戏剧学院（ITI）呈现柏柯夫的《变形记》，忠于原著，也不忘启发观众的想像力。例如主角格里高尔墙上挂着的一幅贵妇人的画，在舞台上是空白的，让观众自行想像那幅画。剧组不时以灯光打出格里高尔的影子，让他在舞台上成为剪影。乌黑的人影在钢框上爬上爬下，牵动观众的想像，亦实现了卡夫卡先生为自己小说插画家提出的建议：“千万不要画那只虫”，让观众自行想像那只虫子的模样，也让演员有机会充分展示其肢体表现。 除了舞台中央的钢框，舞台上也有好几个高矮不一的排水管，排水管让人联想到钢铁水泥，联想到工业城市。居住在城市，人们便需要维持城市的运作，以便生存；于是，人的价值取决于其工作赚钱的能力。一旦失去了这个能力，人就失去了生而为人的价值。格里高尔蜕变成虫子以后，失去的不仅是工作，也是他做为人的价值。格里高尔变成虫子以后，仅管还保有人性（他依然能欣赏画作，能欣赏妹妹演奏小提琴），却被家人和社会剥夺了人权—— 他并不是因为变成了虫而失去人性，实则是被他人剥夺掉他的人性。 排水管之间的空隙，是格里高尔家里不同房间的“门”与“窗”，既让剧中角色穿插其中，也挡住角色们的去路。排出污水的排水管排不出人性的污秽，格里高尔的家人们（以及这座城市的人们）都像是居住在下水道的昆虫，剧中格里高尔的家人们有时会像昆虫般踮着脚尖走动，来勘查的主管和来租房的房客也都没有人样。从前读小说，我总以为格里高尔是因为身子虚弱，是因为没有机会就医而渐渐死去。但ITI版的《变形记》让我觉得格里高尔是“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是抱着“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的心死去的—— 也许格里高尔并不是病死，而是自杀。 格里高尔死去后，他的家人们发现格里高尔的妹妹长大成了美丽的女人。在ITI的《变形记》，剧组让苍白的灯光打在妹妹身上，而妹妹型态微微扭曲，像虫；温暖的灯光打在死去了的格里高尔身上，他闭着眼，像是睡着了般，他虽然身子弯曲，但是怎么看都是一个人，是人，而不是虫。我们可以想像，也许格里高尔从头到尾都是人，而他的处境让他的家人（以及这个社会）暴露了他们昆虫般的性情，格里高尔的变形让这座城市的“人们”都现形了。我喜欢ITI版对《变形记》处理，让观众能有这样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