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读 thea.preter

我家在哪里 ——观《宝岛一村》 文：梁海彬 剧中，一对情人终于在暮年之时重逢。李子康问道：“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冷如云含着泪回答：“都快过完了。” 《宝岛一村》说的，是所有有家归不得的故事——回不去老家，苦苦等着，一晃眼，一辈子就快过完了。 乡愁：我家在哪里 舞台上房子的骨架一字排开，仿佛临时搭建的房子，剧中人物一开始也不把这处地方当作家。在时光的推移中，他们与台湾产生了复杂的情感。他们既希望“反攻大陆”回老家，又希望能在宝岛落地生根，被宝岛接受。他们同时也渴望走出宝岛一村，因为“不出去就永远没有出息”。 当村子派了代表参加全国比赛却落败以后，整村人呆坐在电视机前面，带着深切的悲伤听着从电视里传出来的《情人的眼泪》。他们连台北都闯不出去，此生困在宝岛一村，歌曲也唱出了他们的心声：流离失所的人们，要求的不过是能够被接受，被爱。 他们开始看不起自己，他们的下一代大牛和大毛喜欢上彼此，换来的却是长辈们痛心疾首的责骂。上一代的失落感也是下一代的枷锁，年轻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最终一个个走出了宝岛一村，甚至离开台湾到世界各地去闯荡，有的再也没回台湾。 剧中大牛离开了台湾，在往后几十年里四处奔波，可以在一年内走遍300多座城市。当他碰到青梅竹马的大毛时，他感叹自己到处奔波，也许只为了找她。 也许大牛一直都在找家。他们不知家在何处，因此世界上哪里都是家。 最后一幕，宝岛一村在拆掉之前举办了一个晚会。看着晚会热闹地举行，观众心中雪亮：晚会结束，大家又会各分东西。 家，始终是这群人遥不可及的乡愁。 乡愁：记忆就是乡愁 说书，是贯穿《宝岛一村》的重要元素。在宝岛一村长大的第二代家属，以说书人的姿态，为观众述说村里过去的点滴，在旁述之余，也进入剧情演绎“当年”发生的故事。 也因为说书人是以处在“现在”的时间点上回顾过去，因此整部剧难免笼罩着怀旧情怀。但是这样的处理是成功的—— 观众几乎每看完一段回忆，都会在灯暗时报以掌声。 《宝岛一村》仿佛是说书人们集体做着的梦，一场一场的梦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泛黄，反而显得更清晰、鲜明。也许这就是说故事的本质：在一遍一遍的述说之中，才可以厘清发生在自己，以及发生在前辈们身上的事。 这也就是《宝岛一村》作为经典剧的价值之一。在不断地演绎、述说之中，不同的观众可以...

我们都是贱民 ——观《贱民》 文：张英豪 贱民在华文语境中，指的是印度社会存在于种姓制度之外的最低阶层，而且是“不可接触”（untouchable）的阶层。戏剧盒与必要剧场继2016年的《宣言》（Manifesto）后，再次联合呈献的剧作采用《贱民》（Underclass）为剧名，除了指向新加坡社会的最低阶层，也隐喻着社会不平等这个议题在新加坡社会隐然的“不可接触”——不可以非“任人唯贤”（meritocracy）的思维范式接触这个议题。 我们都是贱民 观众进入必要剧场的黑箱剧场就座时，戏其实已经无缝衔接现实展开了。《贱民》主角欣怡（吴悦娟饰）走向观众席兜售纸巾，有些观众不知所措，极力回避，似乎真以为她是误入剧场的安娣；有些观众则买下了纸巾。 《贱民》正围绕着欣怡，以个案形式展开，并采用编剧哈里斯·玛擅长的跳叙法，带出马来青年、护士、政客、公务员、企业家等众多人物的故事。这些个案从个位数加快跳到万位数，泛指“贱民”人数数之不尽，而个案除了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赫然也包括中产阶层和高产阶层。于是，“贱民”的涵义得到扩充，指涉的不仅是物质层面有匮乏的公民，也包括在精神层面有亏缺（自由民主、公共参与、思辨空间等等）的公民。我们都是宽泛意义下的“贱民”。 在联合导演陈崇敬和郭庆亮的艺术处理下，不同演员在不同时刻跳脱出角色，对角色和自己的生存状态反思与批判，并尝试跳回角色，采取行动改变人物的命运。但是这些行动在制度的高墙下注定徒劳，演员和角色都展现出无奈与无助的愤慨。 剧外的注脚 同时也是艺术官委议员的郭庆亮，5月17日在国会中的发言，其实是解读《贱民》的重要剧外注脚。郭庆亮在发言中批评以“任人唯贤”的思维范式处理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贱民》主角欣怡一生信奉只要用功读书、辛勤工作就会有出路，但是她在中风后生活一落千丈。她尝试申请各种官方管道的援助，生活却依然贫困潦倒。她从别人身上得到的尽是怜悯，甚至指责，指责她不够努力上进，才会导致当下的处境。而她其实最想要得到的，是身而为人的尊严。 郭庆亮在发言中也提出改变社会不平等的第一步，是社会上较有优势的群体，比如中产阶层和高产阶层，先承认自己有优势，才可能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给缺乏优势的群体。《贱民》中人民权力党的政客原本不承认自己天生的优势，拼命打造自己符合“任人唯贤”范式的上进形象。但是在他...

倾斜世界中的权力游戏 ——观《茱莉小解》 文：张棋汶 从舞台布景到道具，甚至是字幕投影，整个舞台处于一种完全倾斜的状态。茱莉小姐与其仆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挣扎由此展开，仿佛暗喻着他们的命运，注定得悬挂于这个不平衡的倾斜世界。 剧中三个人物（主人茱莉小姐、男仆约翰和他的未婚妻女仆克莉丝汀）的身份，由各自的阶级、性别与权力等地位所建构。在九年剧场的《茱莉小解》中，角色的身份却不是单一和固定的概念，整部剧由九名演员共同演出，剧中三个角色各由三名演员同时分饰一角，推翻了我们对身份的固有观点。 舞台上，九名演员的九个样貌、九把声音和九种视角，无时无刻地不在“观看”着彼此的行动与心理，然后无缝隙般地承接动作台词做出反应。三组角色的身份因此成为不固定、不稳定，能够被任意转换的概念。身份的建构过程也变得更多元化，像是台上澳门演员和本地演员以各自母语（广东话和华语）讲述台词，或者是让其中一名男演员反串饰演女仆角色，皆表现出一种超越语言和性别的身份建构方式。 身份的流动性，也象征着茱莉小姐与仆人之间不平稳，能够被转移的权力关系。在约翰眼里，两人的爱只是茱莉小姐在闲暇时玩的游戏。与其说是关于“爱”的游戏，我觉得更像是一场关于“权力”的游戏，掌握权力的强者能够命令对方，弱者则必须服从。 没有胜利者的结局 即便如此，在这场权力游戏中，注定不会有胜利的一方，因为在人物背后，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正在操控他们。茱莉小姐的伯爵父亲是剧中最大的掌权者，虽然从头到尾未出场，但无形中却已成为压迫着剧中人物的根源。象征父权力量的伯爵是茱莉小姐和约翰内心最惧怕，却也摆脱不了的宿命，导致两人始终无法离开大庄园，最后两败俱伤。 原著中茱莉小姐以自杀方式接受宿命，《茱莉小解》则以不明确的方式，让三名饰演茱莉的演员去处理角色三种可能的结局。剧末，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舞台上，其中一个茱莉小姐在窗纱后面原地转圈时，一句画外音缭绕于耳：“你站在河边往下看，毫无疑问，那就是你的倒影。” 社会环境能够塑造我们的身份，奠定我们的价值观。但在这场不平衡的权力游戏中，或许我们都是茱莉小姐，只能不断旋转、转圈，最终被缠绕在一个无限循环的困境中，成为彼此的倒影。回过头审视当代的自己，若这种社会权力架构仍然存在，那或许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困境的能力，我们能不能找到消除压迫的力量？ 值得...

我们都是1984 ——观《1984》 文：梁海彬 舞台上的大屏幕投放着现场投影，观众看到温斯顿·史密斯在笔记簿上写“1984”，遂在这个年份旁边放了个问号。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舞台上的摄像投影为观众提供一些看不到的视角，例如温斯顿在笔记簿里写的字句，或是众角色从“监视屏幕”（小说中的telescreen）中看到的画面。当温斯顿与裘利亚决定反叛“老大哥”，离开舞台空间在他们的小天地里温存，阅读反政府组织“兄弟会”的书籍时，观众也能够通过摄影画面观看两人的一举一动。这时，摄像投影的功能忽然变成了监视器。观众的“观看”变成了“集体偷窥”。这个巧妙的变化让剧场的“第四道墙”立刻被打破，观众不再是纯粹的“旁观者”，而是直接的参与者，参与温斯顿的悲剧，也成了“老大哥”的共谋。 镜头不会说谎，但是镜头可以被摆弄；不全面的视角不可能呈现真相。台上的摄影随着温斯顿与裘利亚在房里的走位而切换角度，让人不禁质问：是谁在掌控镜头？无形的导演之手任意转换镜头，观众通过镜头见证温斯顿的反叛，就像前一幕温斯顿在“两分钟仇恨”（two minutes hate）通过镜头观看反叛者的招供那般。 温斯顿与裘利亚于是陷入更加荒谬无助的处境。“老大哥”无所不在，他的监视突破了空间的维度，现场有多少观众，就有多少位“老大哥”——原来温斯顿的悲剧从观众进场就开始了。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温斯顿被逮捕时，“思想警察”很有效率地“拆掉”温斯顿现实世界——图书馆的门墙被拆掉，显示出墙后温斯顿与裘利亚躲避的小房间，然后小房间也马上被拆掉，舞台上出现白得刺眼的墙壁——温斯顿的刑房。奥勃良带领一群白衣人为温斯顿施刑，其中一位白衣人拿出了摄影机，把温斯顿被折磨的影像投放在舞台大屏幕上，仿佛唯恐观众看不清温斯顿受刑的每一个细节。“老大哥”是温斯顿唯一的门窗，也是他所有的梦。 《1984》打破了真相，颠覆了真相，没有了真相。就连其剧名也让人怀疑：这真是奥威尔的《1984》？还是罗伯特·依柯和当肯·麦米兰改编版的《1984》？抑或是温斯顿的1984？ 剧末，温斯顿重遇裘利亚，互诉他们对彼此的背叛。与小说不同的是，谈话结束时，裘利亚忽然连连叫唤温斯顿，仿佛两人之前的所有对话皆是温斯顿的幻想。温斯顿穿着血迹斑斑的囚服，坐在咖啡馆，茫然望着...

死刑的顾虑 ——观“0600” 文：李连辉 死刑并不是新加坡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课题，可是一个结果如此严重的司法判决，是否值得我们更仔细的思量？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两年前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绝大部分新加坡人赞同死刑制度。但同一份调查也显示，超过半数的人对死刑制度缺乏了解。由“原·空间”剧团（Ground Z-0）呈献，颜橦导演的“0600”就试图带领观众探讨新加坡死刑制度背后的一些迷思，让观众对死刑有更深入了解。 “0600”是一个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上演，约45分钟的实况演出。众所周知，国家美术馆前身是政府大厦和最高法院大厦。馆内仍保留过去最高法院大厦里的牢房和法庭，这些设施如今已成为展区或办公室。“0600”的演出让观众探索牢房与法院之间的秘密通道，并且利用这个通道作为演出空间。 观众不再只是观众 在短短45分钟的戏里，观众的“身份”转换了三次。每一次的转换都是无预警的。观众通过这样的剧场设置，开始从不同角度思考死刑所带来的结果与痛苦。 演出一开始，观众被戏里的“警员”领到牢房外，隔着铁窗观看一名被判死刑的女囚犯在牢房内的独白。这名囚犯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她说自己在旅行时结识了另一名旅客，被对方栽赃运毒，被判处死刑。她说自己仍然年轻，还有许多心愿未完成。此刻，观众是个旁观者，对于这名女囚犯，观众只能给予第三者的同情。在当下，观众虽然会思考死刑或许真的太严厉，但并不会对女囚犯产生太大共鸣。 接着，观众被领到一个斜斜窄窄的楼梯。上楼后，几名“警员”呼喝观众分组，一个一个在纸条上写下自己最后一餐的要求和最后心愿。接着，观众被令测量体重和拍下一张即时成像的照片。这几个情节设置，使观众的身份在当下转换了。他们从原本看戏的旁观者，转换成被判死刑的囚犯。虽然整场戏时间不长，但是观众能体会到死囚临近死亡前的末路之感。 在下一场戏，观众被引到曾经是法庭的画廊空间里。当观众在欣赏画作时，一名演员在观众群中开始了她的独白。她说自己的儿子30年前被人谋杀了。这30年里，她一直纠结于儿子的死，如今她终于懂得释怀，原谅该杀人犯。这段独白是整个演出里，最具戏剧张力的一场戏。演员打破了第四堵墙，直接与观众对话。这种虚实交错的演出，使观众置身其中，身份转换成与剧里人物共处同个时空的角色，跟她一起为这场悲剧感到遗憾。 这几次的身份转换，促使观众从不同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