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评：Flowers

身体力行的自省空间——观《花》

文：梁海彬

《花》延续了导演韩雪梅的体验式剧场探索，观众不是存粹的观赏者，而是必须选择自己的看戏体验的“参与者”。

整场“演出”不为观众指定任何“看戏”的方法：参与者们踏进屋子，客厅内一位老先生（笔者参与的那场是由演员杨世彬饰演）静静在沙发上看电视节目，参与者都知道在接下来的70分钟，他们可以随意在屋内走动，也可以随意翻动屋内的任何东西。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播放器，我们从耳机听着叙述者的声音，娓娓道出她（女儿）和家人在这屋子里成长的遭遇。

《花》的宣传说明，该艺术作品旨在探讨社会上无处不在的“父权体制暴力”。录音中的叙述者描述父亲的暴行，也反复说明母亲如何也内化了父权体制，对子女施暴，甚至要求子女顺应父权体制下的“理想模样”。参与者身处屋内，很难感受父权暴力的直接影响，毕竟录音里的故事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屋子里摆放的一切都是从前的住户遗留下来的事物。日历上停留在去年的2018年10月13日（故事里母亲的死亡日期），就连屋里的老先生也活在自己往日的回忆里。我们可以选择跟随他四处走动，也可以选择无视他并自行活动。我们听着故事，猜测老先生应该是叙述者口中的父亲—— 那个对其子女和妻子施暴的“父权”象征。

老先生在屋内漫游，在主人房里躺在床上小憩，好几个参与者也在房内，翻看梳妆台的抽屉里的各种事物和文件—— 我这才发现，原来参与者才是隐形的幽灵，入侵这间屋子，任意游走翻动屋内的物件。我们成了明目张胆的“偷窥者”，在屋内各个角落的柜子、抽屉、盒子、行李箱等等，挖掘出这间住户曾经生活的印迹。《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编剧郑茵的故事，为参与者提供讯息；而屋内的所有细节（如女儿房里的烫衣板、儿子房内的各种奖项）则负责帮助参与者感受故事的情境。在儿子房内的一个小盒子里，有很多幅画稿，我们得以通过这些手稿了解儿子的观点和感受。我们通过叙述者的故事渐渐了解，父权暴力不一定是显性的，往往更是隐藏在最日常的生活之中。

然而故事里的父亲和母亲，作为“父权暴力”的始作俑者，却没有被赋予话语权。父亲虽然在屋内游走，却不和参与者们交流。他时而煮水泡茶，时而上楼翻看儿子房里的事物，时而坐在阳台发呆，并且无声。参与者不知道他的观点和视角，不知道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知道他为什么对子女做出这种种“父权式的暴力行为”。制作团队选择聚焦在父权暴力下受害者的故事，然而这位父亲何尝不也是父权体制下的受害者？故事里的儿子离家出走后，也成立了自己的家庭。他代表从父权体制出走的希望吗？作为父权体制下的产物，在建立自己的另一个“家”（或另一个体制）时，有没有办法找到父权体制以外的其他可能性？那会是什么样的可能性？

屋子里头的一切看起来如此正常，我们在播放器里听到的故事却是如此令人惊心—— 显性的暴力容易看到，也能够抑止，但是隐性的暴力更具危险性，因为太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太容易被合理化。

整个体验结束后，参与者可发现屋外小庭院里有一处小展览，上面挂着各种讯息，讲述女权如何在近六十年里慢慢被接受、女性如今仍然在遭受什么样的性别歧视。参与者也可以在小庭院的小桌椅上和创意团队讨论刚刚的经历。这是该艺术作品的亮点之一：参与者在虚与实之间，在想象和现实之间，不但有自省的空间，更有和其他人一起进行思辨的空间。这也许是导演韩雪梅的“韩式体验式剧场”—— 不仅仅要求参与者感受，还必须把思辨和身体力行结合起来。如果参与者从《花》走出去后，能够在生活里做出不一样的选择，那就是《花》的成功之处了。

关于演出：2019年5月1日，2:30PM，74 Jalan Kelabu Asap，戏剧盒呈现